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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少年杂读记

    2018-03-13 13:03 来源:作家网 作者:翟永明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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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少年杂读记
     
    作者:翟永明
     
    小学三年级时,我转学到成都红庙子街小学。
     
    红庙子就是过去的准提庵,康熙年间建成的。大约因为庙的围墙是红色,所以,光绪年间,就以红庙子作为街名。
     
    那时,并不会有人知道,红庙子将来会有一天,以股市之名闻名于世,参与到中国股市的浮沉之路中。三年级小学生的眼中,以那座破庙改建的校舍,神秘而破旧。红庙子是小庙,但地段颇好,当年想来也是香火鼎盛。如今,也能看出三进的格局。学校领导训示时,都站在庙堂正殿之上,背后则是神像高踞,虽简陋仍庄严。学生们站在正殿之下,本来就矮了一截,加上人小,就更矮了下去,衬托得校长也更显威仪。两廊的房间是老师办公室,侧院的一排厢房,才是学生教室。
     
    转学到红庙子街,是当时教育局规定:就近入学。我们家搬到了鼓楼北三街,离红庙子仅一条街。红庙子左转,即为鼓楼北三街;右转为鼓楼北二街,直走梓潼街,街口就是西城区图书馆。我的命运与那座图书馆大有渊源。当时,我父母分别各有一张图书馆借书证,但他们无暇借书。两张借书证就被我接管了。记得第一次迈进图书馆大门,旋即被此别有洞天的清雅震住了:小小的四合院,红漆木柱,网格窗棂,印象最深的,就是正厅两边,各有两个桶形青瓷镂空方凳,好像在描述古代的连环画里才看到过。正厅门始终关着,侧门倒是大开,一个高高的条案,横在门侧,图书管理员高高坐在上头。两侧有一橱柜,有许多抽屉,里面都是卡片,分门别类地列着图书馆的所有书目。那时,我识字不多,以前都是热衷于看连环画,从西城区图书馆始,我开始看“字书”了。
     
    西城区图书馆设有少儿阅读部。当然,我那时看的“字书”,也仅限于少儿:“童话”和“民间故事”。童话自不必说,以一天两本的速度,我很快就把“童话”书目里的书借完了,然后开始扫荡“民间故事”。除了大量汉族民间故事,原来中国56个少数民族,几乎都有各自的民间故事。关于混沌开天地的传说,每个民族都有;虽然大同小异,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和仪式,还有神通广大的祖先。
     
    一天,我借了一本印度童话书,叫《一颗倒长的树》?;辜堑么笠馐墙惨桓龊⒆蛹依锏呐?,被财主骗了去,换回魔术种子,长成了树。在一次暴风雨的雷电劈打下,这颗树倒下去,往地心里生长,小主人公沿着这颗倒长的树,向地心走去,一路经历了无数的故事和地方。这是让我记忆最深的一本童话书。成年后,我曾多次对别人提起,奇怪的是:从来没有人说也曾读过。以致于有几次,我开始恍惚这本书、这些细节,是否我自己做梦;或臆想出来的?
    我念念不忘,是因为其中一个小故事,讲到了现代都市的恐怖故事。小男孩到了大都市,里面城市荒芜、机器运转,但是看不到人,全城只剩一个小女孩。其父是资本家,靠机器代替人工,导致工人失业,人口流失。最后,他疯狂地把小女孩8个手指剁掉,只剩两个大拇指,用来摁机器按钮。这个黑色惊悚故事,当时就把我吓得够呛,年龄越大,这一细节越发凸显。这本童话书,真像科幻小说一样,具有社会预见性;言简意赅、触及到现代性和商品社会的问题所在。我后来喜欢看科幻书,也写一些与未来有关的诗,也许最早的影响,就来自这本童话书。
      
    小学三年级时,我个子已经很高,但仍需踮着脚尖才能够着条案。一天,我照例放学回家,还书借书。刚把书递给管理员,他就笑盈盈地说:“你每天只看书,不上学吗?考试会不会不及格呵?”我幼时特别木讷害羞口拙,顿时就窘跑了。我小时候看书很快,确有一目十行之风,但也落下读书不求甚解之病。
     
    很快,文革来临了,学校??瘟?,借书证没用了,图书馆也关闭了,因为里面都是“大毒草”。老师们都成了惊弓之鸟,学生们则作鸟兽散。那时候很牛的,就是戴着红袖套的红卫兵、红小兵们,其中很多人,以前除了上课,从不读书。我看见他们,就赶紧把书藏起来,免得被收缴。
     
    虽然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,但是,院子里一群无事可干、无书可读的小娃儿却欢天喜地,对他们来说:“文化大革命”只是天一下、地一下,无逻辑可循的事情。私下里,我们也干了许多“反动”之事。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我和几个小伙伴,偷偷摸进西城区图书馆。图书馆已然废弃,青瓷石凳也不知所踪,一把长锁,两扇木门,锁住了当年的借阅室,从隐约的月光和城市光线中,往窗内看:书架依然排列,蛛网密布,灰尘浅浮。不知是谁,将两扇门一前一后掰开,门,现出了很大的一个缝隙,我们之中最瘦的一位,被大孩子胁迫着钻了进去。在外面的指令下,开始从屋里扔出一本一本的书,现在想来,最想得到这些书的,应该是我。但是最胆小的我,只是心慌意乱地从地上,拣起两本书来,便拔腿跑掉了。
     
    我现在仍然记得,其中一本叫《人皮灯罩》,或诸如此类的名字,是根据二战时期,法西斯集中营的暴行而写就的小说??赡苁俏易钤缍恋降木ば∷蛋?,读完害得我好几天没睡着觉。另一本《女皇王冠上的钻石》,我已不记得内容了。
     
    过了很多年,一位西城区图书馆的朋友谢寿刚,通过微信,与我联系上了。我才知道,当年正是他带领我们去偷书。据他说,有些书,看完之后,又还回去了,因为他是西城区图书馆的员工子弟。据他说:西城区图书馆共有上万册书,他基本都看完了。我们俩在微信上,追忆这段阅读时光,他说:我们都是在这个图书馆泡大的。它曾是我们这代人最好的角落,让我们免于到社会上去打闹,或干坏事的一个重要避风港。
     
    ??卧剂侥臧?,我们又恢复上课了,现在学习的气氛完全改变,以自习为主。老师们都战战兢兢,不知教什么好。我在??纹诩涠亮瞬簧偈?,除了读书,没有任何学习兴趣。记得父母买来墨汁,让我练写毛笔字。我没有耐心,嫌麻烦,以致于到今天,都是一手烂字。平生最讨厌的,就是让我题字或签名。只有读书,能让我立即安静下来,与现实隔绝。我那时觉得除了读书的时间,其余的生命,都是浪费。最不耐烦的,就是被我妈逮住,做各种家长里短的事。每天放学上学,我都边走路、边看书,走到家门口,我却不愿进去,总是在院子门口,又看上一小会儿,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
     
    1966-1977年间,图书馆都已关闭,各种书籍都沦为“大毒草”,不能进入人们视野,我们读到的文字,除了“最高指示”之外,就是一些革命小报和各造反组织的大字报。那时,正值我刚刚掌握了文字工具之际,对文字求识如渴,一看见白纸黑字,就会扑上来,通读一遍??烧飧鍪焙?,却无甚可读。连我妈的西医教材书《妇科大全》,我也偷出来,读了一遍,虽一窍不通,也不明觉厉!
     
    那年头,物质匮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,连黄豆芽,都要凭票证购买;而且,还需半夜鸡叫出门去排队,排好几个小时。一般家庭都把购买任务,交给孩子。我和院里的小伙伴们,常常半夜被拎起床,去排队买豆腐。我总是拿着一本书,挤在队伍中,就着昏暗的路灯,津津有味地读着某本借来的书,渐渐地,就忘了这苦差事,魂飞天外,进入书中的另一重空间。
     
    1968还是1969?不管吧,反正是“复课闹革命”不久,我进入了初中——成都二十六中。二十六中在文武路上,对面是市公安局,坊中流传,因为挨着公安局,所以二十六中很乱,小流氓多。但是,政策是就近上学,没得选择。
     
    让我高兴的是:与小学不一样,我中午可以不回家,在学校食堂吃午饭。我从无睡午觉的习惯,所以,这真是阅读的大好时光呵??墒?,书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图书馆都被关闭了,“封资修”书藉都被烧掉了。家户人家,都怕惹祸,既便有一两本书偷藏在家中,也都束之高阁,埋入尘埃。同学中,谁拥有一本“世界名著”,真叫奇货可居。许多人都眼巴巴地等候在后面,排队借阅呢。
     
    初中时,有一位女生,父亲以收荒(收破烂)为生,俗称“收荒匠”。那时的收荒匠若有收藏意识(也大有风险)、有场地(几无可能),有仓库存放旧货,还得有远见:知道文革终有结束的一天,那日后必生大富贵。文革期间,一切旧世代的东西,均称为“四旧”。家有“四旧”,查获必究。所以,除了少数胆大或根正苗红不信邪之人,家家户户都将这些“封资修”的东西,清扫出门。收荒匠,就是人们最需要的人:好歹可以当破烂,卖上几文钱。收荒匠收到珍贵字画的事,自不必说了(那年头也不视其为珍贵)。旧版书、线装书、解放前印的书、都是祸根子;称斤卖,犹恐不及。就这样,该女生家里,拥有大量其父没来得及处理的“旧书”。很快,整个年级里喜欢读书的同学,都掌握了这一信息,互相传说她家有的那些“禁书”,口水滴答一地。终于,有人开口去借了,也借到手了,从此,该同学地位直线上升,大家都争先恐后,成为她的好朋友。以期“奇货”能到手“流转”一下。说流转,是因为那些书借出来后,基本回不去了,巴望传看的,大有人在。那时的光景是:喜欢读书的同学,互相都认识,且如《水浒传》中的好汉,要互相接纳一样;书迷们都要相互结交一下;谁知道某个人手上没有一两本“奇货”呢,相互交换传阅,就是结交的理由。与我一直来往至今的两位闺蜜,就是当年以“借书”的名义认识的。
     
    一天,我正上课呢,某书友匆匆拿来一本书,从教室后面传给我,说:“快看,两小时后还我”,这是当时传看书的常态:某本正在流转的“名著”,被中途截留两小时,后面的人,正巴巴地等着呢。时不我待,赶紧埋头看起来。两小时很快,正读到关键处,远远看见书友过来,急得我拔腿便跑。一路跑出校门,在拐角处,蹲了半个多小时,终于看完,回去了。不用说,遭到书友一顿痛斥。那本书,就是传说中的《斯巴达克斯》。
     
    在那个年代,没有互联网,更没有文学史。“文学”的另一个名称,就是“毒草”。所以,对一张白纸来说,“世界名著”的概念,是一个传说:来自大年纪的师兄师姐,或自己的哥哥姐姐们,口头上念叨过的。很多时候放学路上,或午休时,与几位志同道合的书友,在一起“谈文学”,是一种境界,也是一种娱乐。没有文学史作参考,传说中的“名著”,就显得更名著了。此生若不能读到,必为一憾事。一位同学曾谈到人生两大愿望,一是去杭州旅游,二是读到《基督山恩仇录》。
     
    《基督山恩仇录》在今天看来,一本畅销书罢了。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?也许就是禁书的力量。中学时,没有任何人读过这本书,但同学们都在谈论这本书。传说,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集,内容跌宕起伏、精彩纷呈。仅听这几个字,就给这些初中小孩一种巨大张力:基督、伯爵、恩仇;在反帝反修反封建的年代,在阶级斗争大于天的年代,这几个字,加在一起,得有多大的神秘感呵。光念念这书名,空气都得凝固一小会儿。别说读,能听到就不错了。我起初就是听我姐姐讲的这个故事,现在想来,她也是听别人口口相传、再添油加醋,讲给她听的。在我渴求的眼光中,她也许得到过极大满足。所以,有一段时间,她像评书人似的,把故事分成许多段,挤牙膏式地、长麻吊线地,讲了许久。
     
    那活活就是一个70年代版的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呵。我分期分批地咀嚼那些关于监狱、冤案、黑夜、逃亡、复仇等等细节,紧紧地把它们摁进记忆中;终于,在一个我妈非要我洗床单,玩伴们却催我去玩的下午,我说服了他们:听我讲故事,讲《基督山恩仇录》,条件是帮我洗床单。于是,四五个小伙伴,蹲坐在一个大木盆旁,七手八脚地帮我抹肥皂、揉床单。而我,则细细反刍从我姐那儿听到的细节,添油加醋,完成了二次创作,成功地把他们吸引住了;直到床单洗净、拧水、抖伸、晾晒完成。后来,《基督山恩仇录》的故事,我又在同学中讲过好多次,每次,都成功地吸引了他们。许多年后,真正拿到这本书时,我已对此书不感兴趣了。再说,我匆匆翻了一下,大失所望,前几年流行的“见光死”,可以形容我的读后感。
     
    有“世界名著”,当然就有“中国名著”了,也就是传说中的中国“四大名著”。“四大名著”全看过,在同学眼中,就很牛了。首先,“四大名著”不好找;其次,“四大名著”不好懂;再者,“四大名著”中,有三本头顶黑帽子:《红楼梦》是黄书;《水浒传》是宣扬投降主义;《三国演义》是封建余孽。只有《西游记》悬于真空,无从界定。都知道毛主席写过“金猴奋起千钧棒”,毛主席看过,也许就没问题,这是当时人们的思路。
     
    话说初中结束前,《四大名著》我都囫囵吞枣地读过了,有些懂了,有些不懂。在读禁书的年代,读四大名著,也是有风险的。关于读《红楼梦》,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:《红楼梦》那时是众所周知的“黄书”,我偷看此书时的情景,与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和林黛玉偷看《西厢记》几乎一样。有一天,我在课堂上偷读《红楼梦》,读得专注,老师叫我才听见。他叫我把书给他看,我一想,这可是借来的书,被缴就惨了。于是,拔腿便跑,老师也追了出来,追得我满校园跑,直至情急,躲进女厕所,才得以罢休。在那以后,《红楼梦》成了我这一生中,重复阅读得最多的书。
     
    有人说:《红楼梦》里面大量的诗作,并不特别精彩。我那时十来岁,没有能力分辨,就是喜欢。这就像初恋,没有道理,无需道理,爱就爱了。那一个夏天,我的笔记本上,满满地抄上了《红楼梦》里的那些诗,下面这首是我当时最喜欢的:
     
    半卷湘帘半掩门,碾冰为土玉为盆。
    偷来梨蕊三分白,借得梅花一缕魂。
    月窟仙人缝缟袂,秋闺怨女拭啼痕。
    娇羞默默同谁诉,倦倚西风夜已昏。
     
    书中写到某次诗社的主题:咏菊花,共有十二个题目:《忆菊》《访菊》《种菊》《对菊》《供菊》《咏菊》《画菊》《问菊》《簪菊》《菊影》《菊梦》《残菊》。诗作好后,李纨阅卷评论,推出诗魁。十二首菊花诗,一首不漏的,全被我抄在笔记本上。闲来每读,唇舌留香。红楼梦里结诗社的段落,我读了又读。真是诗意人生,无比羡慕呵。想起来,我很多年后开酒吧,举办各类朗诵会,焉知不是《红楼梦》里饮酒读骚、焚香煮茗的那些场面,于无意识中,潜移默化所致。
     
    从《红楼梦》开始,我又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,把唐诗宋词元曲扫荡了一遍,也都不求甚解。我开始读“类型书”,最爱读的是武侠和公案小说,比起后来金庸古龙的“新武侠”,那可是原汁原味呵。把我拖下水的第一本武侠书,是《三侠五义》,也是重点被批的封建余孽书,我已不记得这本书从何而来,最后被我收藏了。再往后,长期被用于交换书的《三侠五义》,从中间断成两截,靠书脊维持着。
     
    那是初三的时候,夏天,教室的前后两道门却开着。我的座位在中间,坐在我前面的是班长,我把书桌的抽屉拉开,里面摊放着《三侠五义》,书桌上摆着生理卫生课教材。我一直奇怪:为什么会有生理卫生课,那些教材我认为读一遍就行了,用得着教吗?因此,这堂课,基本上是我的阅读课。
     
    那都是些千锤百炼、口口相传的故事:“御猫”的故事,“五鼠闹东京”的故事,包公的故事,各种机关暗器的故事。按说我应该喜欢展昭才是,但隐隐觉得:他与现实中正义凛然的英雄人物太相似了,便不大感兴趣。倒是白玉堂亦正亦邪,复杂多变的性格,吸引了我,正看到他夜闯冲霄楼时,毫无征兆,“他双脚一滑,暗叫声不好”,就掉进铜网阵,万箭穿心,死了。我亦如一脚踏空,心一下落到地上。文武双全,潇洒仗义的白玉堂怎么会死呢?作者浓墨重彩,层层铺砌,把读者拖了进去,但是毫无提示,主角就死了。我一下就从另一个幻想世界里被打回原界:原来武功再高,也是要死人的。后来,我又反复看过许多遍《三侠五义》,冲霄楼一节,我都不忍再看。
     
    《三侠五义》是我读的第一本武侠书,之后便是《小五义》、《续小五义》,《施公案》、《彭公案》等等公案小说。其中印象最深的是《包公案》,这是明代人根据元杂曲等民间包公故事整理的短篇小说集,每篇,独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。包公故事也因《三侠五义》而再次被广为流传。接下来,我顺理成章地迷上了演义小说:《隋唐演义传》。当然,在我看来,这些书,都不如《三侠五义》那么故事纯熟,那么有吸引力。
     
    鲁迅对《三侠五义》评价颇高,他曾说《三侠五义》“独于写草野豪杰,辄奕奕有神,间或衬以世态,杂以诙谐,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”(《中国小说史略》)。此外,《三侠五义》也是各类戏曲的题材来源,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;文革结束后,一大批戏曲电影解禁,其中,许多地方戏改编自《三侠五义》,我几乎每部都看,让我从此爱上戏曲。
     
    那年夏天,我度过了快乐的阅读时光,但代价是被贴了一张小字报。坐在我前面的班长,观察到了我不好好上课的举动,本着治病救人的动机,不点名的批判了我。我至今还记得班长的小字报名叫“对一个书迷的提醒”。班长的文章一向写得不错,我以“小人”之心揣度他私下也读了不少书。我心下也有点自惭,但又因读了不少书,对主流价值观开始有所抵触,竟也自甘堕落,以难为难。
     
    作者:翟永明
    来源:翟永明新浪博客
     
   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18b17d40102wy49.html
  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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